一、絲綢之路的濫觴及形成
絲綢之路是橫貫亞洲大陸，連結(jié)亞、歐、非三洲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它從中國內(nèi)地出發(fā)，經(jīng)中亞、西亞到地中海東岸，再轉(zhuǎn)達北非和歐洲。這是一條商貿(mào)交往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由于當時產(chǎn)于中國的絲和各種絲織品大量經(jīng)由此路西運，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以谒摹吨袊芬粫刑岢觥敖z綢之路”一稱，沿用至今。需要說明的是，李?；舴摇吨袊芬粫械摹敖z綢之路”，僅指漢代時中國與中亞及印度間的商貿(mào)交通線；30多年后，即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他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一書中，將這條路線延展到地中海及小亞細亞，使“絲綢之路”的長度達到7000多公里。以后人們所稱的“絲綢之路”，即多指這條延展后的路線。
按一般傳統(tǒng)說法，西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實際上，幾十年來的研究和考古資料表明，“絲綢之路”有一個長期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原地區(qū)和其他邊陲地區(qū)、甚至域外的交通、交往，從很早的古代就開始了。唐嘉弘先生《論洛陽為“天下之中”》 一文稱：“夏人在豫西黃土高原活動，后發(fā)展到山西的西南部稱為大夏。商湯滅夏，虞夏聯(lián)盟中的一支向西方、北方遷徙，古史中‘秦夏’（‘秦’為‘泰’之誤，泰夏即大夏）、西虞（西吳）、月氏（禺知、禺氏、虞氏）地名之向西延展，即其史證。蔥嶺西部媯水（原蘇聯(lián)境內(nèi)流入咸海的阿姆河）亦有月氏大夏足跡?！痹撐挠址Q：“《史記?匈奴傳》記匈奴自稱：‘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端麟[》引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些夏后氏苗裔與當?shù)赝林Y(jié)合，形成匈奴族群。后來先后遷徙到亞洲蒙古草原、阿爾泰山、伏爾加河、頓河、克里木、多瑙河直到大西洋岸?！痹偃纭吨駮o年》曾記載成湯之時，遠在玉門關(guān)西四萬里的奇肱氏曾來朝見；又如在殷墟的發(fā)掘中，“曾發(fā)現(xiàn)許多遠方傳來的物品，比如南方的象，海上的鯨，好些玉器是用新疆的和田玉制造的，有的龜甲經(jīng)鑒定來自東南亞，有的甲骨上粘有棉布（土盧布），也可能源于外國”。 這些均表明在先秦時期中西交通已經(jīng)開始。
西晉太康二年（281年，一說咸寧五年即公元279年），汲縣人不凖盜掘汲郡（今河南衛(wèi)輝）古墓（魏襄王墓或魏安釐王墓），導致大量竹簡出土，“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相傳有數(shù)十車之多。晉王朝令運回京師洛陽，由侍中中書監(jiān)荀勖、中書令和嶠等進行整理，發(fā)現(xiàn)這是一批古書，包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也稱《周王游行記》）等。其中的《穆天子傳》記載，西周第五王周穆王十三年（約公元前989年），周穆王用伯夭作向?qū)?，乘坐造父所駕八駿大車，率領(lǐng)大隊人馬，攜帶大量絲織品等禮物，從洛陽出發(fā)，北過黃河，入山西，經(jīng)山西北部滹沱河北岸，先到犬戎地區(qū)，再西行至剻人之地，繼續(xù)溯黃河而上，登昆侖山，上舂山，到赤烏人之地，復經(jīng)過曹奴人、剞閭氏、鄄韓氏等兄弟族聚居之地，最終來到西王母之邦，會見西王母，西王母在瑤池設(shè)盛宴招待周穆王一行，并即席“為天子謠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敝苣峦跻啻鹬唬骸坝铓w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毖绠?，西王母還陪同周穆王游覽，穆王登上弇山，立碑紀念，還種了一棵槐樹，象征此次友好交往。
周穆王此次西游，據(jù)后人研究，其路線大體是：由洛陽入山西，出山西北部雁門關(guān)到內(nèi)蒙草原，再沿黃河過寧夏至甘肅，再到青海，入新疆，西越蔥嶺，到達中亞?；爻虝r，東返新疆，經(jīng)甘肅入寧夏，再經(jīng)內(nèi)蒙入山西，返達洛陽，往返行程約三萬五千里。
不少研究者認為：《穆天子傳》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話傳說和夸張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先秦時期中西交通徑路及文化交流情況，說明早在西漢張騫“鑿空”之前，中國內(nèi)地和中亞之間已有交往和接觸。 李學勤先生也認為：《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西游故事，雖充滿了神話色彩，“但近年對西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已證明其間的若干人物實有其人，并非虛構(gòu)，所以還是反映了周人與西域交通的真實。”李先生更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王西行的起點、終點都是成周（《穆天子傳》作宗周），以由成周到所謂西北大曠原的路線道里計算，遠遠超過我國的疆界之外。這最低限度是表明了先秦人們對東西交通的認識?！?這條由淳維北遷及匈奴西遷、穆天子西游的古代東西方交通線，至少早于張騫“鑿空”400年。這些年來，在絲綢之路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將其稱為“草原絲綢之路”，其起點也在洛陽。
漢代是我國歷史上繁榮昌盛的時期，對北方強敵匈奴戰(zhàn)爭的全面勝利，為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打下了基礎(chǔ)，張騫通西域的成功，標志著絲綢之路的正式形成。
匈奴是我國古代北方一個古老的部族。秦代初年，他們分布在陰山（今內(nèi)蒙古南部）南北一帶。蒙恬北擊匈奴，奪得河南地（今內(nèi)蒙古黃河河套一帶），修筑萬里長城，西起臨洮，東抵碣石，以防匈奴南侵。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匈奴奪取河南地，冒頓單于（？-前174年）時，匈奴的武力空前強盛，控弦三十萬，向東占有了遼河上游地區(qū)，向北擴地至貝加爾湖，向西驅(qū)走大月氏，征服塔里木盆地樓蘭、烏孫等綠洲小國，統(tǒng)治了祁連山、天山一帶地區(qū)，整個占據(jù)了亞洲東部沙漠草原。面對匈奴族的武力威脅，西漢初期只能采取守勢，通過“和親”、開放關(guān)市、貢奉財貨等辦法，以保持邊境的暫時平靜。經(jīng)過六十余年的休養(yǎng)生息，至漢武帝時，國力達到了空前強盛，于是開始了大規(guī)模征討匈奴的戰(zhàn)爭。其中最重要以下三次。第一次，元朔二年（前127年），將軍衛(wèi)青統(tǒng)率大軍，從云中（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縣境內(nèi)）向西，擊敗匈奴白羊王等，收取河南地，建朔方郡（治今內(nèi)蒙古黃河河套南）、五原郡（治今內(nèi)蒙古包頭西北），徙貧民十萬戶居朔方。公元前123年，匈奴被迫不得不將龍廷北遷至漠北。第二次，元狩二年（前121年），將軍霍去病自隴西出擊匈奴，逾焉支山（今甘肅山丹、永昌縣境）、祁連山（今甘肅境），斬獲四萬余，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屬部四萬余降漢，漢王朝將降眾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稱“五屬國”。又在渾邪王、休屠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從此，金城（今甘肅蘭州）至鹽澤（羅布泊）無匈奴。河西走廊的打通，對絲綢之路的開通有重大意義。第三次，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將軍衛(wèi)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騎兵五萬、步兵、輜重兵數(shù)十萬人，分道并出，擊匈奴于漠北。衛(wèi)青大敗單于，逼使單于率數(shù)百騎遠逃，漢兵一直追至寘顏山趙信城；霍去病大敗匈奴東部兵，斬獲七萬余。漢武帝通過這三次大規(guī)模，重創(chuàng)了匈奴，是北方邊境贏得了暫時的安定。
在漢王朝派大軍對匈奴作戰(zhàn)的過程中，為聯(lián)合大月氏共擊匈奴，漢武帝又命張騫為使節(jié)出使西域（漢時西域，狹義上是指今新疆地區(qū)；廣義上還包括了中亞、西亞，以至北非、歐州等地區(qū)）。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堂邑父等100多人，從長安出發(fā)，出隴西郡邊塞入匈奴控制地，被匈奴所俘。此后，張騫被扣留匈奴十多年，還在那里娶妻生子。但他始終不忘使命，秉漢節(jié)而不失。十幾年后，匈奴對他的監(jiān)管逐漸松馳，張騫趁機逃脫，帶著部屬西行，至大宛（今烏茲別克費爾干納一帶），經(jīng)過康居（今巴爾喀什湖和咸海之間一帶），再到大月氏。當初大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攻掠，被迫西遷中亞。他們降服大夏，定居于媯水北岸。此時已無復仇的意愿，不愿與漢朝合作共擊匈奴。過了一年多，張騫只好離開大月氏返回漢朝?；赝局性跂|越蔥嶺后，他們順南山（今昆侖山）北麓東行，不料又被匈奴所俘，被扣留一年多。此時匈奴國內(nèi)發(fā)生內(nèi)亂，張騫乘亂回到漢朝。
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他所經(jīng)歷的西域各國的情況，大大拓展了中國人對西域的認識。如烏孫（今新疆北部）：“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叵艺邤?shù)萬，敢戰(zhàn)。……”如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shù)百城，地方數(shù)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shù)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比绱笙模骸霸诖笸鹞髂隙в嗬飲偹?。其俗土著，有域屋，與大宛同俗。……其兵弱，畏戰(zhàn)。善賈市?！笙拿穸?，可百余萬?！鋿|南有身毒國?！?此后，武帝又派張騫為中郎將，率三百人，攜牛羊上萬只及大量其他財物，再次出使西域。張騫到達烏孫，并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等。烏孫國即派遣使者送張騫歸漢，并獻馬數(shù)十匹報謝漢朝。其后張騫所遣副使也陸續(xù)歸漢，有些還帶來了出使國的使者，從此開啟了漢與西域諸國交好的新局面，絲綢之路也隨之正式開通。至西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鄭吉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都護，兼領(lǐng)南北兩道諸國，都護府駐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東北策大雅）。西域都護的設(shè)置，鞏固了漢在西域的勢力，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
二、漢魏洛陽故城與絲綢之路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東漢建都洛陽，洛陽代替長安，成為全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陸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當時的洛陽又是東漢時地方政權(quán)司隸校尉部、河南尹、洛陽縣治所的所在地。司隸校尉部下轄七郡，其首郡為河南尹（郡）。河南尹下轄洛陽、偃師等21縣，大體相當于河洛地區(qū)的范圍。
東漢時期，漢與西域之間，曾經(jīng)經(jīng)歷了“三絕三通”的曲折過程，但總的來說是“通”的時間多于“絕”的時間。東漢時從敦煌玉門關(guān)進入西域的路線，也由西漢時的兩條增加為三條。這三條路線在《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注所引《魏略?西戎傳》有云：“從敦煌玉門關(guān)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guān)西出，經(jīng)婼羌轉(zhuǎn)西，越蔥領(lǐng)，經(jīng)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guān)西出，發(fā)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jīng)居盧倉，從沙西井轉(zhuǎn)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zhuǎn)西詣龜茲，至蔥領(lǐng)，為中道。從玉門關(guān)西北出，經(jīng)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zhuǎn)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毙碌烙址Q“北新道”或“徑道”，為東漢時新開辟的一條路線?！逗鬂h書》卷八十八《西域傳》云：“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zhì)，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shè)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lǐng)其權(quán)?！薄傲⑼吞镉诟嚯橹?，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边@些記載充分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曹魏立國，仍以洛陽為都。同時洛陽又是司州（東漢司隸校尉部改）、河南尹、洛陽縣治所新在地。據(jù)《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說：“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獻，略如漢氏故事?！蓖瑫矶段牡奂o》又說：“黃初三年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這些記載可以大體反映出曹魏時絲綢之路的情況，即“略如漢氏故事”。
據(jù)歷史學家朱紹侯先生說，西晉在西域仍設(shè)戊已校尉，以保持與絲綢之路上諸國的貢使關(guān)系。司馬炎即皇帝位，“設(shè)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shù)萬人”，在這數(shù)萬人之中，肯定也包括西域諸國的使者。
建興四年（316年），西晉亡祚。此后的170多年間，洛陽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不再是絲綢之路東端起點。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成為北魏都城，同時也是司州、河南尹、洛陽縣治所所在地。絲綢之路東端起點的地位得以恢復。至孝武帝元恪時，絲綢之路商貿(mào)及文化交往達到了高潮。
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漢、魏、晉、北魏洛陽城對絲綢之路的暢通、發(fā)展和興盛發(fā)揮了重大積極作用。
從20世紀甚至更早的時間以來，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時期的洛陽城（即漢魏故城）遺址以及當時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貴的古代文物，其中有一些是和絲綢之路有關(guān)的。這些古代的遺跡遺物，無疑是洛陽作為絲綢之路東方起點，并為絲綢之路發(fā)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的見證。20世紀20至30年代，在漢魏故城遺址出土了一批殘石經(jīng)，掀起了收集研究的熱潮。1923年，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派該所古跡古物調(diào)查會的馬衡親赴洛陽，于漢魏洛陽故城考察太學遺址、石經(jīng)出土處，后又數(shù)次來洛。當時他曾在洛陽征得四塊弧形石條運回北京，后入藏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室。自1925年以后，這幾塊石條曾受到中外多位學者的關(guān)注。1926年，在北京的法國神甫步履仁撰寫《北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洛陽閃語碑銘》一文，1961年，英國語言學家亨寧認出石條上的銘文為佉盧文而非希伯來文，當年倫敦大學教授布臘夫發(fā)表《中國所出佉盧文碑銘》一文，對銘文進行研究。1989年，林梅村先生對這幾塊條石的發(fā)現(xiàn)過程、銘文、歷史背景、東漢洛陽佛寺等作了深入、精到的研究，其結(jié)論為許多學者所認可。據(jù)林文說，這三塊弧形石條，寬度一樣，約15.24厘米；長度不同，分別為45.72厘米、27.94厘米、20.32厘米；石質(zhì)一樣，“應屬同一個體”，“石條均呈弧形，步（履仁）氏根據(jù)其弧度推算直徑接近1.5米，現(xiàn)存石條約為圓周的五分之一”，“很可能就發(fā)現(xiàn)于1924年馬衡考察的漢魏洛陽故城附近” ?！皝冶R文表達的則是印歐語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西北方言，被定名為‘犍陀羅語’。”“石條的特殊形態(tài)表明，它們是井闌的一部分。在犍陀羅地區(qū)發(fā)現(xiàn)過六處佉盧文井闌的題記，內(nèi)容大同小異?！甭尻杹冶R文井闌題記意為：“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順祝四方僧團所有（僧）人皆受重?！薄斑@條題記首次以實物證明，東漢京都洛陽有佛教僧團和寺院，年代約在靈獻之際（179-190年）?！保奥尻栠@座佛寺的興建無疑和貴霜人在洛陽的活動有關(guān)?！薄奥尻柍霈F(xiàn)佉盧文題記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敦煌漢長城烽燧遺址、塔里木盆地樓蘭遺址和于闐故地都發(fā)現(xiàn)過屬于這一時期的佉盧文材料。”“這就清楚地勾勒出一條從犍陀羅經(jīng)絲綢之路南道，過河西走廊，至東漢首都洛陽佉盧文入華路線?！薄奥尻柊l(fā)現(xiàn)的佉盧文井闌題記與179年數(shù)百名貴霜大月氏人流寓洛陽的史實有關(guān)?！薄斑@個井闌屬于洛陽貴霜人寺院一個浴堂的附屬設(shè)施?！薄般懳拿鞔_提到了僧團與寺院，豐富了以往對東漢洛陽佛教的貧乏知識?！薄霸撍略汉芸赡茉跐h魏洛陽故城西雍門外。”
1931年，在漢魏洛陽故城辟雍遺址發(fā)現(xiàn)西晉咸寧四年所立碑石一通，通高3.22米，寬1.10米，厚0.30米。碑首約占碑身1/3，碑額隸書“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等23字。碑身高2.05米，隸書30行，行56字。1974年又于辟雍遺址發(fā)現(xiàn)碑座，后與碑身合為一體。值得注意的是，辟雍碑中有這樣一段話：“戎夏既泰，九域無事，以儒術(shù)久替，古典未隆，乃興道教以熙帝載，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鱗萃，遠方慕訓，東越于海，西至流沙，并時集至，萬有余人?！倍以诒幩痰膶W生名單中，更明確刻有“散生西域朱喬尚建（姓朱名喬字尚建，下同）、散生西域王邁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凱”等，這自然是西晉時期洛陽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交往的確證。
1965年7月，考古工作者清理發(fā)掘了北魏皇族元邵墓。關(guān)于該墓的出土遺物，洛陽博物館清理發(fā)掘曾有詳細的記載。其中有陶駱駝一件，高24.2厘米，長23.3厘米，“朱繪，雙峰，峰間設(shè)鞍，上披長毯，毯上橫置貨袋，袋前后分置扁壺、獸各一”。另有昆侖奴俑（在《洛陽北魏元邵墓》文中稱“童俑”）一件，“長衣俑”二件。其中昆侖奴俑高9.20厘米， 《洛陽市志?文物志》描述說：“蹲坐，左臂橫按兩膝上，右手彎曲抱頭，頭埋于兩臂之間，只見卷發(fā)，不見其面。身穿紅色長袍，腳踏長筒靴。”“長衣俑”2件，高15.3厘米，“皆卷發(fā)，虬髯，深目高鼻，穿紅色圓領(lǐng)大衣，長袴”。顯然這幾件陶俑均為西域胡人形象。
1985年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漢魏故城西北約3公里、孟津縣三十里鋪村東北約1.5公里、邙山南麓發(fā)掘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之一為北魏侯掌墓。侯掌墓出土了數(shù)十件陶器，十數(shù)件陶俑。陶俑之中有4件男胡俑，“形制、大小均基本相同”。元邵墓、侯掌墓出土的身背貨袋、水壺的駱駝，頭發(fā)卷曲、深目高鼻、身著長袍的胡俑，十分清楚地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即當時洛陽一帶，日常生活中人們一定會經(jīng)?？吹竭@樣的駱駝和西域人，而這些駱駝和西域人一定是沿著絲綢之路長途跋涉抵達洛陽的。
在漢魏洛陽故城，曾先后出土兩件雙翼童子造像。關(guān)于這兩件文物，段鵬琦先生曾在《從北魏通西域說到北魏洛陽城——公元五六世紀絲綢之路淺議》 一文中詳作論述，今將主要內(nèi)容轉(zhuǎn)錄如下：
這兩個造像，一為采集品，一為科學發(fā)掘品，出自太學遺址第二層，即北魏（或北朝）層中。兩者皆銅質(zhì)，鑄造，大小相若，高不足5厘米，圓雕，男性，裸體，圓腦袋，頭項蓄發(fā)如留海，面部稍平，五官畢具，前胸及小腹微凸，以陰線小圓圈表示雙乳及肚臍。雙腿渾圓，膝部微前屈，跣足，雙臂前屈，雙掌合什，上臂外側(cè)附以張開的雙翼。全身無紋飾，頸部系一串珠項鏈，背后都有“仙子”二字銘文，系篆書漢字。神態(tài)虔誠可愛，儼然就是中國型的小天使?！霸谖覀兛磥恚@仙子二字并不一定帶有否定其為天使的含義，而更可能是小天使們的中國名字?！薄霸趦?nèi)地他們可能不屬于佛教造像體系，但天使頸部的串珠項鏈表明，在他們身上佛教藝術(shù)的影響也是存在的?！?/FONT>
上世紀，在新疆發(fā)現(xiàn)有繪有這種雙翼天使藝術(shù)形象的壁畫?！靶陆⒙尻杻傻匕l(fā)現(xiàn)的雙翼天使藝術(shù)形象，為我們勾劃了造像題材包括雙翼天使的一種西方宗教沿絲綢之路自西向東傳播的軌跡。”“從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及文化面貌分析，這種宗教，肯定不是佛教，但也不能說一定就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它究竟是哪種宗教，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學術(shù)問題?！?
三、漢魏晉北魏時期絲綢之路與中西交往
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先后四代以洛陽為都的330多年里，由于不同的動機、目的、目標，而從當時的國都洛陽出發(fā)，沿絲綢之路向西而進行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宗教等活動，曾經(jīng)發(fā)生過多次。
“永平求法”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界多認為這是佛教在我國正式傳播的開始。東漢末年，牟融撰《理惑論》，為我國最早的佛學著作之一。它在上距永平之世100多年后，第一次記載了“永平求法”：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庇谑巧衔颍彩拐邚堯q、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jīng)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于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于南宮清涼臺及開陽門上作佛像。明帝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jié)”，亦于其上作浮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此外，“永平求法”還見于其他多種文獻中，如《四十二章經(jīng)》序、袁宏《后漢記》、范曄《后漢書》、王琰《冥祥記》、釋惠皎《高僧傳》、酈道元《水經(jīng)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魏收《魏書?釋老志》等等。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潁川（今河南禹州）人朱士行，在洛陽依羯磨法而登壇受戒，出家為僧，是我國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漢族僧人。他又是第一位開始講經(jīng)的漢族僧人，曾在洛陽講《道行般若經(jīng)》。朱士行深感漢地舊譯經(jīng)文過于簡略而不連貫，難于通講，于是誓志捐身，遠求《大品》，在出家的當年，從雍州長安（今西安）出發(fā)，西渡流沙，到達于闐（今新疆和田），寫得《大品般若經(jīng)》梵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遣弟子弗如檀等送還洛陽，后由居士竺淑蘭、比丘無羅叉等譯為《放光般若經(jīng)》。朱士行居外23年，在他八十歲高齡時圓寂于于闐。
北魏神龜元年（518年），住在洛陽聞義里的宋云與比丘惠生，受胡太后之詔，出使西域，拜取佛經(jīng)?！堵尻栙に{記》卷五《城北》詳細的記載，保存了北魏時期絲綢之路沿線一些國家的珍貴資料。宋云、惠生等在正光三年（522年）回到洛陽，取回大乘經(jīng)典170部，豐富了中國的佛教文化。
當時沿絲綢之路西行而進行的這些活動，盡管規(guī)模不同、距離不同、目的地不同、內(nèi)容不同、方式也不同，但無一例外，都充分體現(xiàn)了當時洛陽和絲綢之路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洛陽在絲綢之路上獨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也就是說，當時的洛陽城是名副其實的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
下面簡略敘述一下當時西域各國、各地區(qū)沿絲綢之路東來的情況。
自東漢始，中經(jīng)三國魏、西晉，迄北魏遷都洛陽，西域廣大范圍內(nèi)的眾多國家和地區(qū)，沿絲綢之路東來，“獻方奇”、“納愛質(zhì)”、“東向而朝天子”，以及從事其他商貿(mào)、文化、宗教活動，并從而到達當時的國都洛陽者，可以說是史不絕書。有資料表明，東漢時洛陽一帶生活著不少“西域賈胡”?！逗鬂h書?五行志》說：“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師貴戚競為之。”這也反映出當時洛陽肯定生活著很多胡人，從而才能影響洛陽的社會風尚。
關(guān)于曹魏時期西域各國、各地區(qū)東來的情況，《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云：“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然大國龜茲、于闐、康巨、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還引《魏略?西戎傳》說：“（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國”，“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shù)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這些“中國絲”的一部分可能由中國人西行帶去，另一部分即應由西域人東來洛陽帶回。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云：“武帝太康中，其（焉耆國）王龍安遣子入侍?！薄凹白訒ⅲu滅白山，遂據(jù)其國?！薄皶心憵饣I略，遂霸西胡，蔥嶺以東莫不率服?！蓖瑐饔终f：“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大宛國）王藍庾為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薄拔涞厶抵?，（大秦國）其王遣使貢獻?！薄疤┦贾?，其（康居國）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绷頁?jù)有關(guān)佛籍記載，著名高僧竺法護、佛圖澄都曾在西晉時期來到洛陽。
有關(guān)北魏遷洛以后的情況，《魏書》卷一百一十《食貨志》云：“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薄段簳肪戆恕妒雷诩o》云：“（景明三年）于闐國遣使朝獻?！薄笆菤q，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陀、羅婆、不侖、陀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般、烏稽、悉萬斤、朱居般、訶盤陀、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并遣使朝貢?！薄埃ň懊魉哪辏┠咸祗脟I辟支佛牙?！蓖碛钟涊d：“（永平元年二月）勿吉、南天竺并遣使朝獻。”“（三月）斯羅、阿陁、比羅、阿夷弋多、婆那伽、伽師達、于闐諸國并遣使朝獻。”“（七月）高車、契丹、汗畔、罽賓諸國并遣使朝獻?！薄笆菤q高昌國王麹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wèi)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內(nèi)徙，乞師迎接?！薄埃ㄓ榔蕉暾露『ィ┖堋⒉骄湍?、忸密、槃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諸國，并遣使朝獻。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乙未，高昌國遣使朝貢?！薄埃ㄈ拢┠ザ沽_、阿曜社蘇突闐、地伏羅諸國，并遣使朝獻?！薄埃ò嗽拢└卟?、勿吉、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獻?！薄埃ㄊ拢┋B伏羅、弗菩提、朝陁咤、波羅諸國，并遣使朝獻?！蓖瑫睹C宗紀》云：“（熙平元年二月）吐谷渾、宕昌、鄧至諸國，并遣使朝貢?！薄埃ㄋ脑拢└卟?、陰平國，并遣使朝獻?！薄埃ㄎ逶拢┩鹿葴喦彩钩I?！薄埃ㄆ咴拢└卟龂彩钩I。”“（八月）宕昌國遣使朝貢?！痹摼碛终f：“（神龜元年二月）嚈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疏勒、久末陀、末久半諸國，并遣使朝獻?！薄埃ㄈ拢┩鹿葴唶彩钩暋！薄埃ㄋ脑拢┥崮彩钩I?！薄埃ㄎ逶拢└啕悺⒏哕?、高昌諸國，并遣使朝貢?！薄埃ㄆ咴拢┪煨纾鹿葴唶彩钩??！薄岸∥?，波斯、疏勒、烏萇、龜茲諸國，并遣使朝獻?！薄埃ㄉ颀敹甓拢┩鹿葴?、宕昌國并遣使朝貢?！薄埃ㄋ脑拢﹪檱}國遣使朝貢。”
《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記法云寺說：“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寶光寺西，隔墻并門?！薄澳α_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及隸書。”“作祗洹寺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薄熬熒抽T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薄拔饔蛩迳崂羌胺鹧澜?jīng)像皆在此寺。”該書卷三《城南》還記載說：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鞍紫笳撸榔蕉?，乾陀羅國胡王所獻。皆設(shè)五采屏風，七寶坐床，容數(shù)人，常養(yǎng)于乘黃曹，象常壞屋毀墻，走出于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警怖，奔走交馳，胡太后遂徙象于此坊?！薄蔼{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FONT>
當時的洛陽，既是中國使節(jié)、商人、僧人等沿“絲綢之路”西行最主要的出發(fā)地，也是西方各國、各地沿“絲綢之路”東來的最主要的目的地。故《后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等在介紹西域諸國時，凡記載距離里程的，皆以洛陽為起點，如《西域傳》記疏勒國“去洛陽萬三百里”，莎車國（今新疆莎車一帶）“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于闐國“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大月氏國“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等。據(jù)朱紹侯先生統(tǒng)計，《后漢書?西域傳》列專條介紹西域諸國的共23國，其中有明確里程記載的13國，其起點無不始自洛陽。朱先生還指出，不僅《后漢書》，而且較《后漢書》成書早50余年的《后漢紀》，作者袁宏在記載西域諸國里程時，也是以洛陽為起點計算的，如“鄯善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大月氏國治藍氏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
洛陽作為著名的國際大都會，在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遷洛之后）時期，對生活在這里的西域人都有很好的安置。例如在東漢時，廣陽門（洛陽城西垣三門之南數(shù)第一門）外有胡桃宮，另有蠻夷認置邸以居的“蠻夷邸”。北魏時，特在洛陽城南、洛水永橋以南、伊洛之間，御道東設(shè)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御道西設(shè)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當時的安排是：“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后，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后，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三年以后，賜宅慕化里?！碑敃r的情況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販胡客，日款于塞下”。這些記載，生動地反映了當時西域諸國東來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政治、經(jīng)貿(mào)、文化交往的繁忙景象。
四、隋唐洛陽城與絲綢之路
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楊堅受北周靜帝禪位，代周自立，建立隋朝，都大興城（今陜西西安）。同年，依北周制在洛陽置洛州總管府，又改東京六部為東京尚書省，稍后罷東京，次年罷總管府，置河南道行臺??；開皇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lǐng)總監(jiān)。
仁壽四年（604年），隋煬帝楊廣登基，以洛陽為東京。大業(yè)元年（605年），隋煬帝遷都洛陽。同年，改洛州為豫州；大業(yè)三年又改豫州為河南郡，大業(yè)五年改東京為東都。大業(yè)十四年復置洛州，轄河南、洛陽、偃師、緱氏、閿鄉(xiāng)、桃林、陜、熊耳、澠池、新安、鞏、宜陽、壽安、陸渾、伊闕、興泰、嵩陽、陽城等18縣。這正是河洛地區(qū)的核心區(qū)域。當時的洛陽依然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據(jù)《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資治通鑒》等記載，起初，隋王朝和西域之間，因“突厥、吐渾分領(lǐng)羌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因此，隋王朝采取了許多措施來打通和西域的聯(lián)系，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
突厥族原游牧活動于今新疆阿爾泰山南麓，初臣服于柔然。西魏廢帝元年（552年），突厥破柔然，建立汗國。后逐步擴張，領(lǐng)土最大時，“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五六千里”，可汗牙帳建置在于都斤山（今蒙古境內(nèi)杭愛山之北山）。隋初，突厥經(jīng)常騷擾隋王朝，開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打敗突厥，突厥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兩部。
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年），西突厥泥撅處羅可汗敗于鐵勒，后隋煬帝令西突厥射匱可汗攻擊處羅可汗，“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shù)千騎東走”。大業(yè)七年（611年）處羅降隋。后射匱可汗統(tǒng)一了西突厥。西突厥控制的范圍，東到阿爾泰山，西到里海，不少西域國家為其所屬。其統(tǒng)治中心地區(qū)在今天的新疆伊犁河流域，汗庭位于龜茲北面的三彌山。
吐谷渾大體占有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帶，建都伏俟城（青海湖西）。大業(yè)三年（607年），隋煬帝派遣裴矩出使鐵勒部，鐵勒部大敗吐谷渾。大業(yè)五年（609年），隋軍重兵進攻吐谷渾，吐谷渾可汗慕容伏允逃走，所部十萬余口、六畜三十余萬降隋。自此，“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隋以其地置西?？ぃń袂嗪：鳎?、河源郡（今青海興海東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發(fā)罪人戊守，進行屯田。又令裴矩建伊吾城，大業(yè)六年（610年）置伊吾郡。此次出兵吐谷渾是隋煬帝本人御駕親征的?！端鍟肪戆耸段饔騻鳌酚涊d，隋煬帝“令聞喜公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致引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zhuǎn)相諷諭。大業(yè)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余國，（隋煬）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jīng)郡縣，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
以上所列隋文帝、尤其是隋煬帝及其大臣裴矩等所進行的這些活動，對打通西城和內(nèi)地、和洛陽的聯(lián)系，對絲綢之路的暢通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關(guān)于隋代通往西域的具體路線，《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云：
煬帝即位，……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隋煬）帝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發(fā)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jīng)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jīng)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jīng)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曹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隋亡唐興。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司州（王世充改洛州為司州）復為洛州，置洛州總管府。當年廢洛州總管府，置陜東道大行臺。武德九年（626年）廢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稱洛陽宮。貞觀十年（636年），置監(jiān)察機構(gòu)河南道，駐洛陽；貞觀十八年（644年），廢都督府。高宗顯慶二年（657年），改洛陽宮為東都。唐光宅元年（684年），改東都為神都。神龍元年（705年）改神都為東都。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都畿道，轄河南府、汝州、陜州、鄭州、懷州。天寶元年（742年）改東都為東京。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復為東都。天佑元年（904年）唐昭宗遷都洛陽。
唐代初年，在統(tǒng)葉護可汗統(tǒng)治西突厥時，國力達到鼎盛。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玄奘大師西行取經(jīng)時，曾在碎葉（素葉）看到統(tǒng)葉護可汗打獵的盛況，并受到統(tǒng)葉護可汗的盛情接待，統(tǒng)葉護可汗還護送玄奘大師繼續(xù)西行。稍后，統(tǒng)葉護可汗被其伯父所殺，西突厥一分為二。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統(tǒng)一了各部，西突厥再次統(tǒng)一，重新走向強盛。賀魯自稱沙缽羅可汗，牙帳建在雙河（今新疆博樂、溫泉一帶）及千泉。賀魯進攻唐朝的庭州（貞觀十四年即公元640年所置，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兩國處于交戰(zhàn)形勢。
顯慶二年（657年）閏正月，唐高宗駕幸洛陽；十二月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階品并準雍州”。當年，唐高宗派程知節(jié)、蘇定方等大敗西突厥，沙缽羅可汗西逃到中亞的石國（今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被當?shù)厥瘒饲塬@，獻給唐朝。西突厥滅亡后，唐分西突厥故地置二都護府：一曰濛池，在碎葉川（今中亞楚河）西，一曰昆陵，在碎葉川東。
早在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滅高昌，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在當時絲綢之路北道的碎葉，中道的疏勒、龜茲，南道的于闐等四城駐軍置吏，以為軍鎮(zhèn)，即著名的“安西四鎮(zhèn)”。此后經(jīng)過撤鎮(zhèn)、重設(shè)、碎葉軍鎮(zhèn)劃出等變遷，直到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年），唐王朝另在焉耆新置軍鎮(zhèn)，此后仍為“安西西鎮(zhèn)”。安西四鎮(zhèn)對保衛(wèi)大唐邊防，保護絲綢之路暢通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唐時由洛陽通往西域，主要通過西出敦煌這條干線，即所謂陸上（或沙漠）絲綢之路。而洛陽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當時的主要線路是：由洛陽分別經(jīng)過揚州、洪州（江西南昌）到達廣州，再出南海。
隋唐時期，洛陽和絲綢之路有關(guān)的文物考古資料，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均有發(fā)現(xiàn)。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文物考古事業(yè)的長足發(fā)展，面世的此類資料更是豐富多彩。
1955年，在洛陽市老城北邙山唐墓中出土一批波斯銀幣，完整的有7枚，直徑2.60-2.70厘米，重3.70-3.90克。按其圖案特點當是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時期（459—484年）鑄造的。這批銀幣在洛陽是首次發(fā)現(xiàn)，對研究我國古代與波斯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1965年在洛陽市關(guān)林唐墓中出土一件乘人三彩駱駝，高38厘米，長31厘米，背白色，頭頂、兩峰、前頸和四肢有長毛為棕黃色，背上置藍、綠色毯子，峰間置一大型馱囊，下墊夾板，在夾板外露的各端分別系有豬、魚、圓口小瓶和鳳頭壺，馱囊前后置有綠色絲卷和白色絹卷，絹上坐商人模樣的小人。這無疑是唐代滿載絲綢西行經(jīng)商最生動的形象再現(xiàn)。
1971年，在洛陽市關(guān)林車圪垱村唐墓中出土一件載絲絹三彩駱駝，高90厘米，長79厘米，昂首嘶鳴，背負駝囊，囊上搭絲絹、水瓶，漫步行進，造型生動，形象地表現(xiàn)了中國絲綢之路對外貿(mào)易的情形，同時也反映了唐代雕塑工藝的高度水平。同年，在關(guān)林唐墓出土1件玻璃瓶，高11厘米，腹徑11.50厘米，圓唇、小口，直頸，器身作球圓形，玻璃表面有一層銀白色銹蝕薄膜，呈現(xiàn)出與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紋。段鵬琦先生認為此為“薩珊玻璃器”，“是羅馬后期和伊斯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3至7世紀的玻璃器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FONT>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洛陽龍門東山發(fā)掘清理了唐代安菩夫婦墓，出土了一批和絲綢之路有關(guān)的珍貴文物。其中一枚羅馬金幣，直徑2.2O厘米，重4.3O克，圓形，正面為一頭戴王冠、留長須的半身男裝像，兩側(cè)有十字架，左邊緣處有銘文“FOCAS”，背面是有翅膀的勝利女神像，右手執(zhí)長柄勾狀器，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體，左邊緣處有銘文“CTOPIA”。此系東羅馬皇帝?？怂沟蔫T幣，其鑄造年代為公元602-610年。這是洛陽出土的第一枚外國金幣，它與1955年洛陽北郊發(fā)現(xiàn)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同為絲綢之路的遺物，從而可以看出唐代洛陽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guān)系及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1984年，在伊川縣白元鄉(xiāng)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唐代“三彩胡人俑”。高45厘米，頭戴白色幞頭，身穿黃色翻領(lǐng)窄袖長袍，一側(cè)翻領(lǐng)及腰為綠色，足蹬白色長筒靴，頭向右微仰，眼睛凝視前方，絡腮胡，右手握拳上舉，左手握拳前曲，作牽引狀。是一個牽駱駝胡人的形象。洛陽出土的“胡商俑”，高30厘米，頭戴尖頂胡帽，身穿右衽翻領(lǐng)短袍，腰束帶，腳蹬氈靴，手提水壺，背負貨囊，作躬腰前行狀，生動地刻劃了來洛經(jīng)商的西域胡人形象。
除了以上提到的這些出土文物外，在龍門石窟保存下來的吐火羅僧寶隆造像龕也是和絲綢之路有關(guān)的。而龍門北市香社行像龕“造像題記”中的安僧達、史玄策、康惠澄就有可能是昭武九姓國的安國、史國、康國人。
五、隋唐時期絲綢之路與中西交往
隋唐時期的洛陽城，是洛陽城市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也是馳名世界的國際大都會。尤其是大運河的通航，更使洛陽成為全國水陸交通的中心、經(jīng)濟商貿(mào)的中心、最大的貨物集散地以及國際交往的中心。在三個多世紀中，有許多官方人士或民間私人沿陸上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西行的活動，是由洛陽出發(fā)或東歸時回到洛陽的，至少是和洛陽有密切關(guān)系的。
據(jù)有關(guān)文獻記載：隋煬帝曾派遣侍御史韋節(jié)、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蕃諸國。尤其是裴矩，自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年）至大業(yè)九年（613年），曾先后四次至河西，在甘州（今甘肅張掖）、涼州（今甘肅武威）、沙州（今甘肅敦煌）活動，大大推進了隋王朝和西域各國、各地的經(jīng)貿(mào)文化交流。
到了唐代，這種沿著陸上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的“西行”活動更多。下面我們首先介紹在中西交流史占有突出地位的玄奘“西天取經(jīng)”活動。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八月，高僧玄奘踏上了萬里西行的征程。唐貞觀二年（628年）夏末進入北印度國境。至此用時將近一年，行程達一萬四千余里。
玄奘入印后，從唐貞觀二年夏末至貞觀五年（631年）十月，三年多的時間，一直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及各地游學。
玄奘一面巡禮佛教勝跡，考察印度各地風土人情，一面求學問師，遍訪高僧學者。唐貞觀四年（630年），玄奘到達了印度的那爛陀寺。那爛陀寺是當時五印度著名的文化學術(shù)中心，其佛學代表了古代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主持這個寺院的戒賢法師，是當時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學者。玄奘拜戒賢為師，戒賢特意為他開講《瑜伽論》，先后達十五個月。玄奘在寺里五年，通讀了寺內(nèi)所藏各類經(jīng)論。后又辭別戒賢法師，到南印度去游學。在離開那爛陀的五年時間，玄奘走遍了五印度大小一百余國。貞觀十四年，他又回到那爛陀寺。戒賢法師令玄奘擔任講座，為全寺僧眾宣講《攝大乘論》。
貞觀十六年（642年）六月，玄奘謝絕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歸國的路程。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國的表文，非常高興，立即派人到于闐迎接慰勞。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長安，帶回大小乘佛教經(jīng)論及其他經(jīng)籍共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金檀佛像七尊，佛舍利一百五十粒，在全國引起巨大轟動。
唐代另一位赴“西天取經(jīng)”的著名高僧是義凈。唐洛州洛陽人王玄策，出使印度先后共三次（有研究者以為是四次）。
王玄策是以唐王朝官方使節(jié)的身份出使印度的，這和一般民間交往有重大區(qū)別。另外，王玄策所行路線，再次說明唐王朝與印度之間有另一條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經(jīng)尼泊爾進入印度。麟德二年（665），王玄策曾于龍門石窟賓陽三洞之南洞敬造彌勒像，并留下造像題記。略曰：“王玄策……敬造彌勒像一鋪，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FONT>
在官、私、僧、俗沿絲綢之路西行的同時，也有眾多的西域使者、商人、僧人沿絲綢之路東來，其中東抵洛陽者為數(shù)甚多。大業(yè)十一年（615年）正月，隋煬帝在洛陽舉行盛大宴會，“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傅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并遣使朝貢” 。《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對各國東來洛陽有很多具體的記載。
當時，為了安置這些遠道而來的西域人，隋煬帝特在洛陽城建國門外置四方館，并安排專人掌管其事：“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绷碓跂|城城內(nèi)第一街還置建有鴻臚寺。
至唐代，沿絲綢之路東來者更多、更頻繁。對此《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下）對有關(guān)國家及其東來者多有具體記載。
關(guān)于拂菻國（東羅馬帝國）及其唐時遣使來華、來洛的具體情況，有關(guān)史籍也有記載。
公元395年，統(tǒng)一的羅馬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帝國（也稱拜占庭帝國，以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爾為首都）、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東羅馬帝國常被稱作拂森國、大秦國、海西國。拂森，玄奘《大唐西域記》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作“拂壈”或“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拂臨”，而在《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及杜環(huán)《經(jīng)行記》中則皆作“拂菻”。通常系指東羅馬帝國，有時也指地中海東岸一帶地區(qū)及國家?！杜f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云：
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余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晶琉璃為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fā)，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薄八鍩鄢⑼ǚ魅H，竟不能致。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拽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667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年），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lǐng)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shù)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由于大量的外籍人口來到洛陽并定居這里，武周天授三年（692年），特“析洛陽、永昌置來庭縣”，予以安置和管理。
號稱“開元三大士”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均沿絲綢之路來華，且和洛陽有密切關(guān)系。相傳，暑天大旱，唐玄宗遣高力士請善無畏祈雨。他推辭不過，以缽盛水，以小刀攪動，且攪且咒，有白氣自缽中上升，高力士剛返達洛陽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還相傳，邙山有巨蛇，善無畏“以天竺語咒數(shù)百聲，不日蛇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開元二十年（732年），善無畏“求還西域”，唐玄宗不充許。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示寂，世壽九十九歲，追贈鴻臚卿。開元二十八年（739年）十月三日，葬于洛陽龍門西山廣化寺。
據(jù)《宋高僧傳》、《大唐東京廣福寺故金剛?cè)厮懖⑿颉返扔涊d：唐代僧人金剛智，南天竺摩賴耶國人，屬婆羅門種姓。十歲時在那爛陀寺出家，二十歲受具足戒，三十一歲時赴南印度，師事龍智，學《金剛頂瑜伽真實攝經(jīng)》，并受五部灌頂，又學五明諸論。后曾先后至中印度、南印度摩賴耶國近海的補陀洛伽山觀自在菩薩寺、師子國楞伽城、無畏山寺、七寶山城等弘法、修學、頂禮圣跡等。金剛智“聞脂那佛法崇盛，泛泊而來”，途徑師子國、佛逝國等，開元七年（719年）抵廣州，第二年至洛陽。唐玄宗在洛陽召見金剛智，并登壇受灌頂。此后，金剛智隨駕兩京，“廣敷密教，建曼拿羅”，“沙門一行，欽尚斯教，數(shù)就咨詢，智一一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相傳，金剛智在洛陽，當年自正月至五月未下雨，天下大旱，唐玄宗詔金剛智結(jié)壇祈雨。至第七日，“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云泄雨”，洛陽士庶都相傳，金剛智曾獲一龍，“穿屋飛去”。開元二十九（741年），奉敕歸國，在洛陽廣福寺示寂。世壽71歲。葬于龍門南伊川之后，建塔旌表。由其灌頂?shù)茏?、中書侍郎杜鴻漸“述碑記德焉”。敕謚“國師”。唐代宗又追贈“大弘教三藏”。前些年，日本佛教界在今龍門魏灣村西北立有紀念碑。
唐代僧人不空，原名阿月佉跋折羅，意譯不空金剛，略稱不空。本北天竺人，婆羅門種姓。幼曾“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出家?guī)熓陆饎傊?，并隨金剛智一同來華，達洛陽。不空二十歲，在洛陽廣福寺受具足戒。后常隨金剛智往來東西二京。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敕準不空回國。不空經(jīng)廣州乘船達師子國，受到國王熱情接待，“請往宮中七日供養(yǎng)，日以黃金斛滿盛香水，王為空躬自洗浴”。此后在師子國和天竺國，依普賢阿阇梨受“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悲胎藏法門”，建立壇法，得密藏及諸經(jīng)論五百余部，于天寶五年（746年）返回長安。天寶八年，再次敕準回國，“至南?？ぃ须吩倭羰d”。天寶十二年（753年），河西節(jié)度使哥舒翰奏請不空赴河西，次年，不空至武威，住開元寺，譯經(jīng)演教，馳譽一時。天寶十五年（756年）還長安，住大興善寺。后受唐肅宗、唐代宗崇信，譯出《寶嚴》、《仁王》二經(jīng)后，唐代宗親為作序。相傳洛陽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巨蛇見到不空說：我常想翻河水陷淹洛陽城，以快我意！不空為它授歸戒，說因果，后樵夫“見蛇死澗下”。不空先后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xiàn)證大教王經(jīng)》（即《金剛頂經(jīng)》）、《金剛頂瑜伽中發(f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等七十五部、一百二十余卷。唐代宗大歷九年（774年）六月，不空示寂，世壽七十歲。曾被賜封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死后贈司空、謚“大辯證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僧人，均在唐玄宗開元年間來華，他們是中國佛教密宗（也稱真言宗）的創(chuàng)立者。其中善元畏弘傳胎藏界，崇奉《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jīng)》；金剛智、不空弘傳金剛界，崇奉《金剛頂一切如來其實攝大乘現(xiàn)證大教王經(jīng)》。
六、絲綢之路與中西經(jīng)濟交流
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商貿(mào)之路，通過這條東西交通的大動脈進行經(jīng)濟交流，是絲綢之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敖z綢”是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輸出的大宗商品，是“絲綢之路”賴以得名的商品，我們首先從“絲綢”說起。
桑蠶業(yè)、絲織業(yè)，是我國古代的偉大發(fā)明之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會時期，我們的先民就已經(jīng)逐漸了解了關(guān)于蠶和蠶繭的知識，如《路史?后記五》羅注引《向氏帖》就有“伏羲化蠶”、“伏羲作布”的記載；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人們已經(jīng)懂得和掌握了養(yǎng)蠶抽絲的技術(shù)，如《通鑒外紀》等不少古籍就有關(guān)于黃帝正妃嫘祖教民養(yǎng)蠶、抽絲織布的記載，她被后世奉為“先蠶”。有關(guān)資料直接、間接說明，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qū)是我國最早的桑蠶業(yè)、絲織業(yè)中心或中心之一。漢、魏以降，直至隋唐，由于洛陽地處“天下之中”的優(yōu)越位置，便利的交通，繁榮的商貿(mào)活動，河洛地區(qū)都不但是桑蠶、絲織業(yè)的中心或中心之一，更成了全國絲織品的最大集散地。隋代大運河的開通，更強化了洛陽全國水通交通中心、商貿(mào)中心的地位。位于龍門石窟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南的“北市絲行像龕”，開鑿于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至永昌元年（689年）；位于龍門石窟西山南端山腰的“北市彩帛行凈土堂”，系唐代洛陽北市彩帛行出資營造，這些都說明當時絲織品貿(mào)易已經(jīng)有了行社一類的組織形式。
我國的絲織品大量輸出西域各國、各地區(qū)，不少古代文獻都有記載。《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記黃支國，說該國面積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而漢使前往黃支國等地，“赍黃金雜繒而往”?！洞蟠榷魉氯胤◣焸鳌肪矶涊d說：玄奘法師在北印度那揭羅喝國佛頂骨城“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兩具”。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勃律國使者來，唐玄宗賜帛五十匹；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吐火羅使者來，唐玄宗賜緋袍及帛三十匹等等記載。
除我國古代文獻外，國外也有一些文獻資料記載中國桑蠶絲織事?？扑孤槭俊妒澜缁浇讨T國風土記》云：“秦尼策國（指中國）在左邊最遠之境。絲貨由陸道經(jīng)歷諸國，輾轉(zhuǎn)而至波斯”，由于“自秦尼策由陸道往波斯，實行經(jīng)短捷路程”。故可以“在波斯得見有大宗絲貨者”。相關(guān)資料真實地反映了我國的絲織品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大量輸往世界各地，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瓷器是我國通過絲綢之路輸出的另一項主要產(chǎn)品。中國是瓷器的故鄉(xiāng)，瓷器的發(fā)明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之一，在英文中“瓷器”與“中國”同為一詞（China）?？脊虐l(fā)現(xiàn)證實了河洛地區(qū)是我國瓷器最早制作和使用的地區(qū)。1950年秋，小學教師韓維周在鄭州市二里崗采集到一些陶片和石器，經(jīng)鑒定為商代遺物。1964年在洛陽北窯西周墓出土一件原始青瓷壘，高27厘米，保存完整，表面施青釉，胎色灰白，硬度較大。1966年在另一座洛陽西周墓中出土一件原始瓷尊，高19厘米。其他器型還有青瓷豆、青瓷罐、青瓷甕等。這些都是西周原始青瓷中的代表作品。
除鄭州、洛陽之外，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陽殷墟、西安豐鎬遺址等也都出土有原始青瓷。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器瓷。原始青瓷是在陶器制作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發(fā)明的。陶器不是中國獨有的發(fā)明，由考古發(fā)現(xiàn)可知，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qū)都先后發(fā)明了制陶術(shù)。但是，中國在制陶術(shù)的基礎(chǔ)上又前進了一大步，最早發(fā)明了瓷器，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我國陶器的發(fā)明和應用，已有近萬年的歷史。在河洛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制作精美，代表了那個時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夏都二里頭遺址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用瓷土（高嶺土）燒制的白陶器，在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遺址更發(fā)現(xiàn)了大量陶器，造型眾多，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正是在數(shù)千年制陶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河洛地區(qū)的制陶工匠們掌握了燒成溫度的技術(shù)，并認識到高嶺土與一般黏土的不同，這為瓷器的發(fā)明提供了基礎(chǔ)條件。地處河洛地區(qū)之內(nèi)的鄭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王都，因此，在鄭州商城遺址保存下來很多商代原始青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